裴李岗文化（英文名：Peiligang culture），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分布于中原地区的核心考古学文化，年代为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5000年，主要分布在河南省中部。裴李岗文化以豫中嵩山地区为中心，东到豫东的项城市，西到三门峡市，南抵潢川县，北至豫北安阳，分布范围广大。截至2022年，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有160多处，重要遗址有新郑裴李岗、沙窝李、唐户、郏县水泉、长葛石固、舞阳贾湖、安阳八里庄等。
1956年，裴李岗遗址在新郑市文物普查中被发现。1961年，舞阳县博物馆馆长朱帜下放贾湖村劳动，在土井和薯窖断壁上首次发现贾湖遗址。1977-1979年，裴李岗遗址被进行三次发掘，发现大量墓葬、灰坑等遗迹和遗物。1980年，河南博物院考古队到舞阳县调查，确认贾湖遗址为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198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安志敏到舞阳贾湖考察。1983年至2001年，贾湖遗址先后进行了7次科学发掘，共揭露面积2657.6平方米，清理出房址53座、陶窑11座、墓葬445座，出土陶、石、骨等文物5000余件。2021年10月，裴李岗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2018年至2025年，选定裴李岗遗址开展了持续多年的考古发掘。该轮次发掘首次在遗址下层确认了内涵丰富、堆积连续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并在裴李岗文化阶段取得多项新认识。
裴李岗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河南省中部地带，其主要特征是使用红陶、以壶盛水盛粮、用三足钵烧饭，充分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段以后的文化面貌。裴李岗文化与老官台、李家村、磁山遗址诸文化都是仰韶文化的前身，故被统称为“前仰韶”文化，该文化还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自裴李岗文化发现以来，在这些已发掘的遗址中，发现了丰富的墓葬、房址等遗迹现象，为研究裴李岗文化聚落形态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目前，已有多位学者就裴李岗文化聚落进行了分析，但多就单个遗址的聚落形态进行分析。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及人骨、孢粉、仙人洞、吊桶环遗址等多学科交叉材料研究成果的发表，研究认为可以对裴李岗文化聚落形态重新进行梳理，包括裴李岗文化聚落布局、人口规模、生业方式、性别分工、社会分工、社会发展阶段等。裴李岗文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同期诸考古学文化，尤其在其晚期阶段对周边地区进行了强势扩张和迁徙。裴李岗文化的强势扩张，对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产生强烈的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诸文化的发展与演进，从而使得“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开始形成，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命名
裴李岗文化以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为代表而命名。
定义
裴李岗文化是约公元前6000-公元前5500，中国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考古历程
第一阶段
1958年春，在漯河市东郊翟庄建设发电厂时，发现许多两端均有舌状刃的石铲、扁圆石斧、石磨棒、红陶三足钵、小口双耳壶、弯月形壶耳等陶片。它们的特征与仰韶文化截然不同。1959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偃师马涧沟发现石磨盘及磨棒各一件。1964年，新密市（现新密市）文化馆在青石河发现石磨盘一套。1965年，新郑市（现新郑市）村民们在从事农耕过程中挖出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之类石器。1968年，在密县东关及城东北角又发现石磨盘八套。1969年，在舞阳县尚庄发现磨棒一件。70年代初，在郑州、长葛市等地都发现了许多石磨盘和磨棒。此后对裴李岗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但都未采集到陶器，因此对石磨盘、磨棒的时代一直未能获得明确的认识，只大致认为它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遗存。
第二阶段
1976年12月，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为配合新郑市大规模平整土地，在新郑县唐户遗址组织了抢救性发掘工作，曾发现两套完整的石磨盘。1977年4月2日，裴李岗的村民，把他们在平整土地时挖出的人骨以及石磨盘、磨棒和陶器送交新郑县文物保管所。考古工作者对裴李岗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在整理过程中，发现裴李岗遗址陶器均为红色，不见软陶泥，多素面，制法均为手制，火候低，质松易碎。器形种类少而特殊，如附有弯月形耳的球形壶，筒形罐，高足碗形鼎等。除小口双耳壶和圜底钵在仰韶文化有发现外，浅腹碗形鼎，筒形罐，三足钵等在仰韶文化中均未有发现，尤其是制作精细的鞋底形石磨盘、长条形石磨棒的现象在仰韶文化中更是少见，所以研究者认为裴李岗遗址的年代应该早于仰韶时代，是中原地区重要的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同时，研究者认为“裴李岗遗址是独立的新石器时代。这种文化暂时命名为‘裴李岗文化’”。确定裴李岗遗址是不能包括在仰韶文化之内的，但认为它与邯郸市磁山遗址出土的遗物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裴李岗遗址发掘以前，磁山遗址已进行了发掘，这两个遗址的发掘材料，也是前后发表。严文明教授认为两者属于同一种文化，并建议称为“磁山文化”。与此同时，夏鼐先生也论述将磁山和裴李岗遗址的文化遗存归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有的学者提出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和裴李岗与磁山两种类型的意见。
1978年4月在裴李岗遗址又作了第二次发掘，该次发掘面积共350平方米左右。发现遗址东部可能是一处居住遗址，遗址西部显然是一处氏族墓地。另外这次发掘还在渠东发现了一些细石片，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它引起了人们对裴李岗遗址和许昌灵井的细石器关系的研究。这次发掘还发现了裴李岗遗址的文化内涵有早晚、先后的关系，从而给裴李岗文化分期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此外，开封地区文管会还在新郑市、新密市、登封市、巩义市等地进行初步调查，又发现这类遗址10余处。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密县莪沟遗址作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共揭露面积2747平方米。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河南境内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存的地点，就包括新郑、密县、登封、郑州市和潢川县等县市，考古工作者因而认识到这类文化遗存有一定的分布范围，把以新郑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一类新石器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予以命名的条件已经具备。
1979年，李友谋先生和陈旭先生撰写了《试论裴李岗文化》一文，提出了“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同年，安志敏先生也倾向于暂时分别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以资区别。1980年，许顺湛先生认为裴李岗应独立命名为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
至此，对于裴李岗遗址的文化命名及其与其它文化的关系已得到较为系统的认识，“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已得到多数学人的认可。
第三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裴李岗文化的发现进一步增多，研究也稳步向纵深发展。关于裴李岗文化的发掘研究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前一阶段的研究稳步向前发展；二是聚落资料有所增加。
1981—1982年，河南省省文物研究所对长葛石固遗址作了大规模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了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相对年代的先后关系。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在新郑沙窝李遗址进行试掘。在地层中发现一块比较密集的粟粒状的炭化颗粒聚合物，至少可以证明，裴李岗文化时期居民的粮食作物有粟，为裴李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在汝州中山寨遗址进行了试掘，1986年又进行了两次小规模的发掘。在地层关系上直接为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98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一队在郏县水泉遗址进行过试掘，此后又进行过4次发掘。水泉遗址的发掘，主要是发现了裴李岗文化墓地。这些发现对进一步了解当时的埋葬制度，再次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1992年秋—1995年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辉县孟庄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发掘，揭露面积达5500平方米[5]。由于孟庄处于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的交汇地带，为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1983年至2001年，贾湖遗址先后进行了7次科学发掘，共揭露面积2657.6平方米，清理出房址53座、陶窑11座、墓葬445座，出土陶、石、骨等文物5000余件，包括30余支多音阶鹤骨笛，记录距今8600-7800年的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契刻符号17例，收集碳化喜米（为栽培粳稻）数千粒。
2001年4月至6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师生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舞阳县博物馆的配合下，对贾湖遗址进行了第七次发掘。同年6月，贾湖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张居中与宾夕法尼亚大学麦戈文教授等合作研究，在贾湖陶片残留物中发现酒石酸，主要成分为大米、山楂和蜂蜡等，为世界最早洪洞醪糟所遗留。该成果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ANS）上发表。
2007年8月，中国考古网报道，唐户遗址的考古工作有重大发现：发现了裴李岗文化时期最大规模的聚居群，从房屋可推断出当时先人已有相互联系的生产组织。首次发现了“一室一厅”的房子，在房屋遗址内，还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绕房排水系统，这是中国发现的距今最早的排水系统。这片遗址的发现，对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房屋建筑方式，以及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形态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第四阶段
2013年9月至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合作，在舞阳县博物馆的配合下，对贾湖遗址进行了第八次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清理房址9座、灰坑25座、兽坑2座、墓葬97座。
2016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郑州市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郑州西部及双洎河流域展开系统调查，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2018年至2025年，选定裴李岗遗址开展了持续多年的考古发掘，目的是为了系统认识区域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深化对裴李岗文化的了解，探讨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演变过程及其动力机制。该轮次发掘首次在遗址下层确认了内涵丰富、堆积连续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并在裴李岗文化阶段取得多项新认识。
2021年10月，裴李岗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截至2021年，自裴李岗文化发现以来，通过不断地调查、发掘，已经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有160余处。
自然地理
位置境域
裴李岗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省中部。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前5500年，是中原核心地区新石器中期文化的代表。嵩山东麓地区是裴李岗文化分布的核心区，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密集分布区。
裴李岗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地，遗址所在的嵩山东麓地区地处我国二、三级阶梯过渡带，区域内地貌类型多样，涵盖山地、丘陵与平原，是裴李岗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分布也十分密集，是探索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理想区域。
地质地貌
新郑市位于嵩山东麓，地处二、三级阶梯过渡带，区域内地貌类型多样，涵盖山地、丘陵与平原。裴李岗遗址位于双洎河交汇不远处的河湾岗地之上，上覆全新世及更新世黄土，下伏新近纪冲洪积砾岩，上部较为松散，常见脉石英及燧石等石料。嵩山东麓地区是裴李岗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分布亦十分密集，是探索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理想区域。
考古发现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以西部最为集中，沿古延河南北向分布，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地层上部原为裴李岗文化墓葬区，东部尚存全新世古土壤层S0，西部因生产活动破坏缺失该层，耕土层下即为旧石器文化层，主要为马兰丹期黄土或次生黄土堆积。文化层可分为三大层，总厚度超过8米，遗物产状显示属原地埋藏。
依据地层关系、测年结果及遗物特征，可将遗存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段距今3.6万~2.9万年，遗物以简单小石片石器工艺为主，石核未见明显预制；中段距今2.9万~2.2万年，出现细石器工艺，以柱状、锥状细石核最具代表性；晚段距今2.2万~1.4万年，以楔形细石核最为典型。
石料利用方面，早段以脉石英为主，中、晚段以脉石英和燧石为主，另见少量赤铁矿、大理石和砂岩等。石制品以石片和碎屑数量最多，工具组合中刮削器占主导。自中段开始出现预制细石核，石器加工技术发生显著变化。
不同阶段遗存堆积丰富程度差异明显，其中中段最为集中，发现石器制造及非洲鸵鸟蛋壳串珠加工场所，并出土与用火相关的石制品、炭化骨渣和烧黑的鸵鸟蛋壳。该阶段出现石磨盘，显示定居程度有所增强，或为裴李岗文化时期广泛使用磨制石器的滥觞。同时，鸵鸟蛋壳串珠及染色行为体现出明确的象征性行为与审美意识。晚段遗存相对稀疏，不见鸵鸟蛋壳，但堆积连续，未见明显中断。
阶段遗存
裴李岗文化阶段聚落依托岗地分布，整体呈东西向格局，面积约6万平方米。遗址西部断崖下发现古河道，未见壕沟设施；东南部地势低洼，湿地环境可能为聚落提供重要水源。聚落内部可区分为生活区和墓葬区，两者在西南及西部局部重叠。
生活区以房址、灰坑和陶窑为基本单元，成组分布于遗址东北、东南、西南及西部。
遗址中东部发现的多室建筑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由三室组成，东室火塘保存较好，底部平整，烧爽面清晰，残留炭块、陶片及石块。西室出土较多陶塑制品，房屋周边灰坑分布稀疏，显示该建筑可能具有特殊功能。遗址东南部发现红烧土柱和木骨泥墙墙面遗存，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红烧土房屋证据之一，为研究仰韶时期红烧土建筑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发掘新发现墓葬170余座，可分为两个墓区，其中西南部墓区为首次发现。墓葬叠压和打破关系复杂，局部成排或成组分布，多件错位打破现象，可能反映亲缘或家族结构。根据打破关系暂分早、晚两期：早期以M85为代表，随葬陶器分组摆放，壶多为纵椭圆腹，夹砂罐和鼎饰“之”字纹；晚期随葬品减少，陶壶体量偏小，器形多样，呈现冥器化趋势。
两个墓区尚未完全揭露，其空间关系仍待确认。总体葬式葬俗较为一致，竖穴土坑墓，南向，仰身直肢，陶壶多置于头西侧，已形成稳定的葬俗。西部墓葬核心区墓圹普遍较大，部分墓葬随葬品丰富，壶、深腹罐、三足钵等陶器多成组出土，另一般多见石磨盘、磨棒、陶鼎、绿松石等，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
生活区出土陶塑以人物和动物头像为主题，精细者采用浮雕、刻划等技法，底部多穿孔；简约者以捏塑成形。部分人面陶塑具有明显面具化特征，其中“介”字形冠人面獠牙像为探索史前神人形象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人口规模
截至2021年，相关研究判断聚落人口规模主要是通过对裴李岗文化遗址墓葬中出土的人骨来进行的，现有的发掘资料中石固遗址、贾湖遗址均作了人骨鉴定，裴李岗遗址、水泉遗址、莪沟遗址等墓地的人口未鉴定，但每个遗址墓地墓葬的形制基本相同，有一些是可以确定为成年人骨，因此暂时按照墓地墓葬中的人骨均为成年人计算。那么推算每个遗址墓地反映出的人口数量，则能推断当时聚落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规模。
按照横阵墓地推算年平均人口数量的方式，即死亡率=年均死亡人数/年均人口数。依据目前的材料，贾湖遗址和石固遗址的人骨做了鉴定，石固遗址的死亡率为6.5%，均按照此死亡率来计算裴李岗文化各遗址年均人口数量。石固遗址延续的时间约500年㉗，那么石固遗址年均人口数量为2—3人，是一个规模很小的聚落，这可能也与石固遗址裴李岗文化墓葬破坏严重和区域不连贯有关。裴李岗遗址延续的时间约110—130年，东区年均人口数为9—14人，中区年均人口数为9—17人，如果裴李岗遗址墓地每个区域代表不同的氏族，那么裴李岗聚落氏族规模并不大。北岗遗址共发现墓葬数量68座，北岗遗址的测年数据有4个，分别为WB78-17，校正年代为6080—5800BC，WB78-39，校正年代为6090—5740BC，ZK-0580，校正年代为5986—5797BC，WB78-38，校正年代为5740—5560BC，如果取中间值，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莪沟遗址的最早和最晚年代，那么莪沟北岗聚落持续了约300年，以此为基础来推测莪沟北岗年均人口数为3—4人，与石固遗址的相似。石固遗址和北岗遗址均发现了数量较少的房址，与年均人口数也有一致性。
贾湖遗址遗址人口规模较大，贾湖早期的年均人口约61人，中期人口规模约187人，晚期的人口规模约168人㉙，相较于上述遗址，贾湖遗址发现的房址数量较多，这与年均人口数也有一致性，那么推测房址数量越多，其年平均人口规模可能也较大。唐户遗址虽然墓葬的数量极少，但房址数量与贾湖遗址相当，因此推测唐户遗址的人口规模应大于同地域同时期其他遗址的人口规模，如莪沟北岗、石固遗址等。总的来讲，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的规模均较小，人口的数量也较少，但是出现了两个人口规模较大的聚落。
社会经济
社会性质
裴李岗文化处于一个基本平等的社会阶段。从随葬品的数量来看，看不出明显的区别，但是在随葬石磨盘、石磨棒的墓葬中，随葬品的种类更加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于男性㉝，但是在一些男性墓葬中，随葬生产工具种类丰富的墓葬也随葬有较多种类的随葬品，这表明一些掌握更多生产工具的男性也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当然也有可能是男性的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裴李岗文化正处于母系与父系社会更替的阶段㉞。贾湖遗址遗址出现了不同于其他遗址的现象，即墓葬中随葬的生产工具以骨器为主，并且男性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较多，可能是由于贾湖聚落的生计方式以渔猎为主，男性更多的掌握了生活来源的主动性，因此男性的社会地位要高于女性。
以上情况仅说明男性的社会地位可能有不同，但是整体来讲此时还未出现社会分化的现象，也有学者认为此时并未产生私有财产，当然也有学者提出此时已包含私有财产的成分。不论此时有无出现私有财产的情况，两者均不否认此时还未出现私有制，因为虽然已出现了男女分工和社会分工，但是社会上并未出现剩余产品交换的现象，因为私有制的产生需具备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的交换，因此裴李岗文化时期还未出现私有制。但是，在贾湖遗址中能看到一些墓葬中随葬大量的随葬品，如M282随葬品的数量多达60件，并且一些墓葬中出现了象牙雕板这类具有特殊含义的随葬品，因此认为贾湖社会处于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是不合理的，但是这些不平等可能是因为劳动分工、技能的差别等造成的。
从这些墓葬随葬品的差异性来看，贾湖遗址应出现了一些具有特殊地位的人，如墓葬中随葬骨叉形器的墓主人，叉形器的制作工艺及其复杂，并且在制作前可能已经过测量计算，从使用方法上来讲，为手握骨叉形器的柄部，钩状的部分底端用来悬挂重物，可能是一种用于宗教的道具，并且这些墓葬中随葬品的等级也较高，骨笛虽不能确定是具有宗教意义的器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随葬骨笛的墓主人有着不同于其他墓葬的主人的地位。除此之外，贾湖遗址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的葬式，如缺头葬，可能是存在猎头习俗，而巫师则在猎头习俗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贾湖遗址中的F38可能就是猎头人的供祭之所。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在贾湖遗址中应该是存在类似于巫师的人存在，当氏族部落有重大活动的时候，这些巫师则需要主持这些活动，日常也在从事生产劳动的。从聚落布局来看，唐户聚落出现了一定的规划意识，并且有中心聚落的出现，由此可以看出，带领聚落的人群也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出现，带领聚落的人进行聚落规划等需要团体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
经济生活
以较发达的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在新郑沙窝李、裴李岗和许昌丁庄等遗址均发现炭化粟。舞阳贾湖遗址遗址则出土栽培稻的实物，表明南部黄淮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先民以水稻为主要食物来源。农具有石铲、石镰、蚌镰和碾磨粮食用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图1）。已饲养猪、狗、肉牛、水牛、羊和鸡等家畜家禽。渔猎、采集经济仍占一定比重，如贾湖发现近20种陆水生动物的遗骸，采集植物的种类有野生稻、栎果、野菱、野大豆等。陶器用泥片筑成法和泥条盘筑法手制。陶窑分两种：一种是挖一个浅坑堆放陶坯和柴草，然后封泥烧制的简陋坑穴形窑；另一种是有窑室、土台、火门、火膛、火道的相对进步的横穴式窑。陶器烧成温度一般为900-960℃，泥质陶的火候稍高于夹砂陶。
聚落和建筑
当时人们过着稳固的农业定居生活，形成大小聚落。大型聚落贾湖遗址遗址有房屋45座，其西区在晚期阶段分布着16座房子、1座陶窑和122座墓葬。新密市莪沟遗址为一处小型聚落，中部为居住区，存留房址6座；东部可能是场院兼作公共活动场所；西部为墓地。当时的房屋绝大多数是小型的半地穴式单房，有圆形、椭圆形、方形或不规则形几种，出入口处修了台阶或斜坡门道。在贾湖发现数座2-4间的半地穴式多间房，各间以土坎或矮墙相隔，是为增加使用面积而在原来单间房基础上依次扩建而成。
通过对裴李岗文化单个遗迹现象和单个遗址聚落形态的梳理，可以看到裴李岗文化聚落的面积均较小，房屋以半地穴为主，多数为单间房屋，有少量的半地穴式多间房屋，随着裴李岗文化的发展，方形房屋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一般来讲，圆形房屋不利于柱网的结合，裴李岗文化的房址主要是通过扩大柱网来增加面积，因此方形的房址就成为了更合理的选择⑬。另外，在贾湖遗址遗址发现了地面起建和干栏式建筑。墓葬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基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贾湖遗址的葬式更加丰富，可能与贾湖的社会组织结构有很大的关系。灰坑作为居住区非常重要的遗迹现象，与当时人们储存粮食、取土、丢弃生活垃圾及聚落的兴建变迁有很大关系，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灰坑多数形制比较规整，大多是为特意为之，尤其是袋状坑，应为当时的窖藏坑，废弃后才被生活垃圾填埋。
根据现有的发掘资料，可以看到贾湖遗址、莪沟北岗遗址、石固遗址均为同时发现房址和墓地的遗址，石固遗址由于发掘的区域并不连贯，不能明确其聚落布局，但是从莪沟北岗遗址和贾湖遗址来看，处于同时期的居住区和墓葬区是分离的，不同之处在于莪沟遗址的房址处于聚落的中心处(图二)，墓葬主要分布于遗址的西部及西北区域，而贾湖遗址遗址虽然也出现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分离的现象，但是就整个遗址的分布情况来看，西区、西北区、西南区、中区等均有居住区和墓葬区。除此之外，唐户遗址也发现了大面积的房址布局，并且能够看出明显的人为规划的痕迹，无论是房址的布局还是门道的朝向，似乎已经出现了中心房址，周围有若干房址环绕中心房址分布，贾湖聚落虽也出现了分组的房址，但是并未出现像唐户聚落那样处于中心位置的房址。另外，裴李岗类型已发掘遗址的墓葬中，排列均非常有序，大多不存在叠压打破关系，并且能从宏观上看出墓地可分为若干不同的区域，可能代表不同的氏族；贾湖遗址中，未看到如此鲜明的墓葬布局，仅发现了单独的墓葬区，墓葬之间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图六)，无法从中看出贾湖聚落明显的氏族分布，可能是由于聚落的人口数量不同或者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同，才造就了墓地分布的差异性，不论是哪种因素造成墓地分布的不同，但必须承认裴李岗类型墓葬分布与贾湖类型墓葬分布有差异性。另外，在唐户遗址聚落中，能看到唐户遗址聚落经历了一个从发展——繁荣——消亡的过程，唐户聚落诞生于遗址北部较高区域，后逐渐向南迁徙，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聚落的向心凝聚力也更加突出。
总体来讲，可以看到裴李岗文化的聚落布局大体相同，但也表现出区域差异性，代表性区域为环嵩山地区和漯河市驻马店市地区。环嵩山地区以嵩山脉为核心，典型遗址有裴李岗遗址、唐户遗址、水泉遗址等，该区域地貌类型属于山前台地，地面相对平缓，且与山地交错分布，对于农业生产行为和狩猎采集行为有着较大的资源优势。漯河——驻马店地区大体的分布范围为漯河以南为中心，典型遗址有贾湖遗址遗址，地貌类型以冲积低缓平原为主，该地貌类型主要形成于低洼地带，地势低缓。以上两个区域有着不同的小环境背景，对于聚落的整体布局、房址、墓葬的分布等均产生了影响，由此认为以唐户遗址、裴李岗遗址等为代表的裴李岗类型和以贾湖遗址为代表的贾湖类型应为在不同区域范围内应运而生的两种裴李岗文化聚落模式。
生计方式
生计方式主要是指当时人们谋生的手段，包括采集、狩猎、种植、加工食物等各种获取食物以获得生存的方式，因此也可称为生存策略。从目前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文化遗存来看，主要是从墓葬中出土的生产工具来判断当时的生计方式，随着更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运用到考古学中，可以获取更多的生计方式信息。如通过对裴李岗遗址石磨盘、石磨棒等淀粉粒进行分析，就发现石磨盘的功能并不是之前认为的用来加工小麦的工具，而是具有更为广泛的加工对象，比如小麦属、狗尾草属、黍属、根茎类等，这其中，栎属果实占比最高；唐户遗址的石磨盘、石磨棒、陶器附着物分析为提供了唐户以粟种植为主，水稻种植为辅的生计方式的信息；贾湖遗址出土的石器多拥有不同的功能，石铲的功能相对单一，主要是用于翻土，石镰、石斧、石刀除收割、加工禾本植物外，还兼顾砍伐木材、加工木材的作用，石刀、石斧还用于加工兽皮，贾湖遗址人骨同位素的分析可知贾湖人类的植物类食物以C₃类为主，即水稻类，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石器生产工具的作用并不单一，既对种植的粮食作物进行作用，也对采集的果实有加工作用，由此可以看到裴李岗文化各遗址的生计方式为采集和种植相结合，并非单一的模式，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比例有所不同，如贾湖遗址聚落的生业模式最初以狩猎捕捞业为主，之后农业的比重不断上升㉒。从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来看(表一)，贾湖先民获取肉食的方式以狩猎和捕捞为主，而裴李岗遗址、莪沟北岗、水泉、沙窝李等遗址的先民获取肉食的方式可能以驯养为主。
由此可以看出，裴李岗文化先民的生计方式为狩猎采集和种植业相结合的模式，呈现出广谱经济的特征。在裴李岗同类型分布区域的聚落，生计方式以采集为主，农业作为辅助，并有一定的家畜饲养业，农业以粟作和黍作农业为主，这些在墓葬中的随葬品类型也可略知一二，随葬品多为加工或砍伐植物的工具，少见用于渔猎的工具。贾湖类型分布区域的聚落，生计方式以渔猎为主，农业为辅，随着时间推移，农业逐渐占据重要的地位，农业以稻作农业为主，此类生业模式在墓葬随葬品中也有体现。
性别及社会分工
裴李岗文化的性别分工主要是基于当时的生业模式，如裴李岗遗址、水泉遗址、莪沟北岗遗址等墓葬中，随葬石磨盘、石磨棒的墓葬，一般不见石刀、石铲、石镰等生产工具，在石固墓葬登记表中对人骨做了鉴定，随葬石磨盘的墓葬多为女性墓葬，而随葬石刀、石镰、石斧、石铲的墓葬墓主基本为男性，贾湖遗址中男性墓葬中还随葬大量的骨镞、骨镖等骨器，由此认为裴李岗文化时期有一定的两性分工，一般来讲，男性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㉚，是生活来源的主要依靠者㉛，女性的分工则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如生活安排和粮食加工等。
社会分工在裴李岗文化时期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较为明显的如唐户遗址出现了专门用石器加工的房址，并且在两组不同区域的房址中均出现了类似的房址，也有一些房址的两侧分布有形制结构、大小一致的窖藏坑(图八)，这些均为唐户聚落出现社会分工的证据。另外在贾湖遗址也出现了社会分工的现象，如不同的区域出有不同的生业形式，如农具最早在西北区和东区出现，西南区的农具在三期时出现了激增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墓葬区所代表的氏族或家族可能从事不同的工作，才致使不同区域生产工具的不同㉜。另外，在贾湖遗址和唐户遗址都出现了不同单元组成的房址，这也表明在裴李岗文化聚落内部可能出现了不同的功能分区。
人文
宗教崇拜
在陶器、石器和龟甲上发现契刻符号，其中龟甲上的或许与巫术活动有关。有以龟灵崇拜为内容的原始宗教：在贾湖遗址遗址，有的房屋墙下压着完整的龟壳，有些墓随葬龟甲碎片，发现占卜法器，为在扣合的龟的背甲腹甲间放置深浅两色天然石子做成。原始音乐相当进步。贾湖出土骨笛25支，均用丹顶鹤的尺骨制成，有五至八孔4种，绝大多数为七孔笛，它们分别能吹奏出四至七声音阶，且准确度高，旋律优美。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骨笛实物。
墓地与葬俗
已发掘墓葬700多座，普遍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的居住区发现儿童瓮棺葬。墓中多随葬实用器物，不同的墓可分别见到石斧、铲、镰与陶器或石磨盘、磨棒与陶器两类随葬器物组合形式，反映了男女的劳动分工。大型墓地上的墓分为若干群组，可能是氏族墓地中不同母系大家族的墓区。从房址和墓葬的情况看，当时的社会尚未出现等级分化和财富悬殊现象。
代表性遗址
截至2021年，已经发现裴李岗文化遗址有160余处，主要分布于现河南境内。其中，经过发掘的遗址有新郑裴李岗、唐户，沙窝李、郏县水泉，巩县瓦窑嘴、长葛石固、新密莪沟北岗、舞阳贾湖、淇县花窝、辉县孟庄、渑池班村等。
河南裴李岗遗址
裴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县城西北约8千米的裴李岗村西，是8000年前人类文化遗存，双洎河由北向南经遗址的西边流过，遗址高出地面3-4米，面积约2万多平方米，
遗址东半部为村落遗址，文化层厚1-2米，内含遗物极少。西半部为氏族墓地。墓地与住处相邻，分布密集。墓向基本一致，葬式皆为仰身直肢。墓坑呈长方形，边缘不整齐，随葬品主要是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磨制的或琢磨兼施的，其中典型器物有锯齿石镰、两端有刃的条形石铲等。陶器均为手制，代表器物是三足陶钵、筒形罐等。出土的木炭标本经测定距今约8000年，绝对年代早于仰韶文化1000多年。它的发现填补了中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对中国的史前文明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证明早在8000年前，先民们已开始定居，从事以原始农业、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为主的氏族经济生产活动。
在1977年的两次试掘中，共开挖沟5条，清理墓葬8座、灰坑3个，文化层厚0.5-0.7米，出土有碎陶片和烧土碎块等，在此之下发现墓葬2座。清理出的8座墓葬均为成人墓，随葬品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如石铲、石斧、石镰、石刀、陶壶、罐、鼎等。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包括铲、斧、镰、刀、弹丸、磨盘和磨棒等，共86件，质料有石灰岩和砂岩两类，制法有磨制和琢制两种。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可以复原的共24件，陶质可分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两类。有个别陶片为泥质灰陶，陶土似经过仔细的淘洗和选择，陶质细腻，羼和料均匀。制法全部是手制，多采用泥条盘筑法，所需火候较低，因此质松易碎，除个别小型器外，完整的较少。陶器的颜色为红色或橙红色，泥质红陶器表面为红色，而胎内多呈灰色，器表红色容易脱落而显露出灰胎。夹砂红陶多呈黑红色，泥质陶多素面无纹，夹砂陶一般有附加乳钉或用蓖形器压印的凹点纹和划纹。器形有壶、罐、鼎等。
1977-1982年春，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新郑市的裴李岗遗址、唐户遗址和沙窝李遗址进行发掘，其中对裴李岗遗址和沙窝李遗址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3550多平方米，清理墓葬146座、灰坑44个、陶窑1座，获磨制石器212件、陶器299件。其他发现还有房基、窖穴、骨器和动植物残存等。从裴李岗遗址出土的文物内涵分析，考古学家认为中国的农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这里发生，裴李岗居民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处于以原始农业、手工业为主，以家庭饲养和渔猎业为辅的母系氏族社会。它与同时期的武安市县磁山文化和陕西华阴市老官台文化相比，处于领先地位。继新郑市的裴李岗遗址发掘后，考古工作人员又在河南发现了100多处此类文化遗址。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器物有独特的文化面貌，被考古学界命名为裴李岗文化。1986年，裴李岗遗址被列为河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入选“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
自2018年至今，已对裴李岗遗址连续进行8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新发现一批裴李岗文化墓葬、房址、陶窑、灰坑以及大量文化遗物和动植物遗存，尤为重要的是，确认下层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
裴李岗遗址分布于遗址西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厚达8米，是旧石器时代地层堆积最为集中、丰富和连续的区域。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演变，将旧石器时代遗存分为3个阶段：早段距今3.6万-2.9万年，遗物以简单小石片石器为主；中段距今2.9万-2.2万年，遗物较为丰富，新出现细石器技术，以锥形、半锥形细石核为主，同时发现有非洲鸵鸟蛋壳钻孔饰品加工全过程遗物；晚段距今2.2万-1.4晚年，细石器技术继续延续，以小楔形细石核为主，细石叶多较窄短，不见鸵鸟蛋壳。
裴李岗文化遗存在遗址东、南、西部均有新发现。其中遗址东中部发现的一座多室式建筑（F1）特征明显。南部新发现一处墓葬区，已发掘墓葬60余座。西部的墓葬区新发现墓葬百余座。墓区内部墓葬分布局部集中成组，部分打破关系复杂。西部墓葬核心区部分墓葬多墓圹宽大，随葬品丰富，随葬有鼎、罐、钵、壶等不同组合的器物。
墓葬区出土较多遗物，发现有小口尖底器，如尖底壶、尖底瓶等。ⅡM85发现一组“之”字纹夹砂罐，这是在裴李岗墓葬中首次发现。生活区发现了数量丰富的陶塑，主要为人物及动物形象，尤其以人像最具特征。
河南贾湖遗址
贾湖遗址位于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东。贾湖遗址平面呈不规则的圆形，总面积5.5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的裴李岗文化遗址。这里自古以来气候湿润，河流纵横，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理想境地。基于其独有的特征，研究者称之为贾湖文化。贾湖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第一个具有确定时期记载的文化遗存，是“人类从愚昧迈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
1980年，河南博物院考古队到舞阳县调查，确认贾湖遗址为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198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安志敏到舞阳贾湖考察。1983年3-5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首次到贾湖遗址试掘，试掘面积50平方米，发现陶、石、骨器数10件，发现窖穴11座，墓葬17座。
1983年至2001年，贾湖遗址先后进行了7次科学发掘，共揭露面积2657.6平方米，清理出房址53座、陶窑11座、墓葬445座，出土陶、石、骨等文物5000余件，包括30余支多音阶鹤骨笛，记录距今8600-7800年的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契刻符号17例，收集碳化喜米（为栽培粳稻）数千粒。
因为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作后盾，贾洛杉矶湖人有发达的宗教文化和音乐文化。贾湖所在地区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贾湖人又有发达的稻作农业，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动物类食品和植物类食品，也为巫师阶层的形成和精神文化的创造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为原始文字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在8000多年前为汉字奠定了基础。
贾湖遗址的重大发现包括遗迹、遗物两部分。遗迹主要是墓葬、房址、陶窑、灰坑等。墓葬多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向以西和西南居多，无葬具痕迹。75%的墓葬皆有随葬品，少则1件，多达66件，随葬物大多为生活实用品，其中陶器与石器较少，骨器较多。有的随葬品成组出现，如龟甲、骨笛、叉形器成组出现的墓葬有20多座，这些墓一般均较大，随葬品较丰富。男性随葬品多为石铲、石斧、骨镖、骨镞等，女性随葬品以骨针、纺轮、磨盘较多。贾湖遗址的墓地比较集中，多成片出现，有的重复埋葬出现叠压。房址大多为椭圆形，结构以半地穴式为主，多为单间，有少量依次扩建的多间房。房址内有灶台、柱洞等。窑址较小，有窑室、火门、烟道和烟孔，有的保留有窑壁和火道。
遗物主要包括陶制品、石制品、骨角牙制品及动物遗骸、植物果核等。陶制品以红陶为主，有泥质、夹砂、加炭、夹蚌、夹云母陶等。种类有炊器（釜、鼎、甑）、食器（钵、三足钵、碗）、盛器（缸、双耳壶、罐、盆）及渔猎工具类（弹丸、网坠、陶锉、纺轮）。
石器包括加工工具，有石砧、石钻、钻帽、石锤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有舌形石铲、齿刃石镰、石斧、石刀、石凿、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石矛等。装饰品有石环、柄形饰、管形石饰、方形坠饰、三角形坠饰、圆形穿孔饰、梭形饰、穿孔石器等，大多打磨精致、石质美。坠饰多绿松石，有的质如粗玉，多有穿孔。
骨角牙制品用于狩猎、捕捞、纺织、缝纫及宗教活动，主要有骨镞、骨镖、骨矛、骨凿、骨匕、骨锥、角锥、牙锥、骨针、骨刀、牙削、骨环、叉形器、骨笛等。
动物遗骸有2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有貉、紫貂、欧洲狗獾、豹猫、野猪、梅花鹿、麋鹿、小鹿、獐、草兔等；家养或可能家养的哺乳动物有猪、狗、羊、黄牛、水牛等；鸟类有天鹅、丹顶鹤、环颈雉等；鱼类有鲤鱼、青鱼等；爬行纲有扬子鳄、龟、鳖等。植物果核主要有碳化的人工栽培稻、野生稻、栎果、野胡桃属、野菱、野大豆等。
贾湖遗址遗址出土文物数量之多，品类之盛，制作之美，内涵之丰富，为全国同期遗存所罕见。考古学家俞伟超在《舞阳贾湖》序文中写道：“贾湖遗址的发掘，可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石器考古中最重要的工作，对中国新石器早期遗存来说得到了迄今为止最丰富的资料。”
大量文物标本证明，贾湖先民已掌握了房屋构筑、制陶、磨锯、钻孔、渔猎工具制作、稻作农业、酿酒、人工养殖等多种技能。贾湖遗址的发掘及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对研究8000千多年前贾湖部落的经济结构、人类体质、技术工艺、聚落形态、宗教与音乐文化等都有重大的意义，为研究中原地区淮河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起源、音乐起源、酿酒起源、原始宗教与卜筮起源、原始契刻与汉字起源、全新世气候与环境的演变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贾湖遗址遗址是淮河流域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黄河中游至淮河中下游之间新石器文化关系的一个连接点。
1988年，贾湖遗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
贾湖遗址出土的七音骨笛、碳化喜米、契刻符号等将中华文明推进到9000年前，被誉为“人类从蒙昧迈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被确认为20世纪全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成功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从本期起，《漯河日报》编发“贾湖文化探源系列报道”，讲述贾湖故事，传承贾湖文化，解读这片遗迹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意义，让更多人了解源远流长的贾湖文化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记载民族血脉的基因密码。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
贾湖村，位于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约1.5公里处。20世纪60年代之前，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不曾想到这片繁衍生息的土地，竟能赢得全世界的瞩目。
贾湖遗址博物馆的落成开馆，将让全世界了解这片9000年前的华夏文明起源之地。
贾湖遗址初露真容
贾湖遗址位于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该村因南面有小湖环绕得名贾湖。此地古时水系发达、地形平坦，是宜居之地。然而，这里也是洪水泛滥之地。
5月上旬，记者走进贾湖村，田地里的麦穗正吸收着土地的养分灌浆生长，村子里一排排楼房彰显着村民们殷实的生活。贾湖遗址就在小村的东北隅。
站在贾湖遗址上，看着一个个发掘出来的窖穴和墓葬，仿佛穿越时空，站到了原始贾湖的土地上感悟远古先人不断追寻文明的梦想。
贾湖遗址得以发现，与一个人有着密切关系。
1957年，舞阳县文化馆文物干部朱帜被打成右派，关押数年，家人也被牵连，妻子和父亲先后身亡，母亲带着朱帜的儿子到贾湖投亲靠友。朱帜获释后来到贾湖，与母亲一起生活。
在贾湖的田野上劳作，朱帜时常在沟坎和井壁上发现红烧土、红陶片，他知道，这里应是一处古文化遗址，但以当时的身份，他没有条件进行发掘，更不可能告知世人。古遗址的发现，还需要其他的机缘。
1975年，一场罕见的洪水肆虐中原，位于泥河洼地滞洪区边缘的贾湖深受其害。1978年，国家拨款重修护村堤，村民取土筑堤，形成一个大取土坑。后来，贾湖小学的师生平整此大坑时，发现了一些石器和陶器。
此时的朱帜已回县文化馆工作，偶然看到这些陶片，回想起自己当年的发现，立即组织人员到贾湖做好保护工作，同时向省博物馆作考察、发掘报告。1980年春，河南博物院文物工作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专门成立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调查队，成员周到前来调查后确认这是一处裴李岗时期文化遗址。
1980年，舞阳县革命委员会公布贾湖遗址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2年10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安志敏教授等人到贾湖遗址进行调查和指导。
1983年的春天，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委派郭天锁为领队带领考古队员进行试掘。随后，他们发现了丰富的遗存，共清理墓葬17座、灰坑11座，出土陶、石、骨、龟等各种质料遗物数十件，并确认遗址面积达5.5万平方米，近圆形。同年，朱帜在第一期《中原文物》上刊发《舞阳贾湖遗址遗址调查简报》一文，这是贾湖遗址考古资料首次公开。
骨笛现身展示文明
1984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确定第一研究室主任裴明相为领队、副主任张居中为考古队实际负责人，带领考古队员对贾湖遗址进行正式发掘。
同年9月，在朱帜带领下，张居中等考古队员入驻贾湖。从此，对新石器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张居中与贾湖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之后的30年里，他先后7次主持发掘，每一次都有令人振奋的发现。
1986年，对贾湖进行第四次发掘时，出土了两支“笛儿”，都有7个孔，说是笛子吧，没有吹孔和笛膜孔，说是箫吧，又没有吹奏用的山口。张居中只好在发掘记录上暂时记录为“穿孔骨管”或“笛形器”。
1986年11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贾湖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居中在2018年1月10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国家宝藏》第三期节目中回忆：当时，他与技工贾分良、杨振威一同观看刚清理出的78号墓。墓主人头部和部分上身被其他墓葬打破，唯腰部以下保存尚好，股骨外侧有两段骨管。这两段骨管应该是兽骨或禽骨，能成为陪葬品，说明它们意义非凡。
这两段兽骨或禽骨上面的7个孔，分明在提醒人们，它们就是笛子。但是，由于之前发掘出来的石制、骨制、陶制和贝壳制等文物，经检测都已在地下埋了近万年，这两段兽骨或禽骨的年份也相差不大。人们难以想象上万年前的原始人会制作乐器。
随后，张居中和同事找到一些音乐家鉴别，被告知它们不是乐器。
在随后的发掘中，又陆续发现了多件“穿孔骨管”。一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裴明相到挖掘现场检查工作时，看到了刚发掘出的一根骨管，当即认定是笛。于是，裴明相与时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郝本性及张居中等人携带两根精选的骨器，前往北京找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萧兴华先生鉴定。
萧兴华一见骨器，立刻说：“这件骨器的构造和新疆哈萨克族的吹奏乐器斯布斯额及新疆塔吉克族的骨笛差别不大，是一件乐器！”
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萧兴华与裴明相一行赶往中央民族乐团找到刘文金团长。刘团长听了萧兴华的简单介绍，请来管乐声部的几名演奏家前来试奏。笛子演奏家宁保生用骨管一端作为吹口，利用声波的震荡，使乐管的边棱发音，很快就吹出了基本音阶。至此，贾湖“穿孔骨管”的乐器属性确定！
为慎重起见，1987年11月，萧兴华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黄翔鹏、武汉音乐学院院长童忠良等国内音乐界专家来到郑州，用闪光频谱测音仪对6支比较完整的骨笛进行音序测试。测试完毕，萧兴华还与测音员徐桃英吹奏了河北民歌《小白菜》。
据考古专家考证，贾湖骨笛的制作材料为丹顶鹤尺骨，它的出土改写了中国音乐史，同时也把中国的文明史提前到了9000年前。
契刻符号重见天日
贾湖遗址真正得到重视，是从发现文字性符号开始的。
1987年3月至6月，张居中、王胜利带队在贾湖遗址进行第六次发掘。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4级的15位同学也参加了此次发掘。在一个二次葬的墓中，出土了一件很像剑柄的石器，其顶端的弧面上，清晰地刻着一些符号。
这次发掘引起了国家和省级考古专家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的黄景略，在时任河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郝本性、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杨育彬等陪同下，到贾湖考古工地视察。
1987年12月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郑州举行“贾湖遗址发现8000年前七声音阶骨笛和甲骨契刻符号”新闻发布会；1990年，张居中在整理贾湖遗址出土物时发现水稻遗存。此成果先后在《农业考古》《中国科学》《ANTIQUITY》等刊物发表，引起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
2001年4月至6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师生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舞阳县博物馆的配合下，对贾湖遗址进行了第七次发掘。同年6月，贾湖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张居中与宾夕法尼亚大学麦戈文教授等合作研究，在贾湖遗址陶片残留物中发现酒石酸，主要成分为大米、山楂和蜂蜡等，为世界最早洪洞醪糟所遗留。该成果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ANS）上发表。
2013年9月至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合作，在舞阳县博物馆的配合下，对贾湖遗址进行了第八次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清理房址9座、灰坑25座、兽坑2座、墓葬97座。
贾湖遗址，这片年代距今9000年-7500年、核心保护区面积5.5万平方米的历史遗存，是目前国内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新石器时代前期聚落遗址。考古研究成果丰硕，发现有最早的七声音阶乐器、最早的鼎形器、最早的绿松石装饰物、最早的栽培大豆、最早的文字雏形之一、最早的酒之一，属于家畜驯养、鱼类养殖、稻作农业、纺织业、原始宗教与卜筮起源地，被称作东亚地区万年以来第一座历史丰碑和文化高峰，与同时期西亚两河流域的远古文化相映生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评价：“贾湖文化是中国史前文化的第一座高峰，中华文明的星火从这里点燃。”
贾湖遗址考古成果被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显要位置。贾湖遗址成功入选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三五”时期大遗址、第三批国家遗址公园立项单位，载入教育部编写教材《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当选“二十世纪一百项考古大发现”和“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贾湖遗址考古成果在《自然》《古物》《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等世界著名核心学术期刊高频次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中国考古大会》及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等栏目热播，在全社会引起了良好反响。
贾湖遗址博物馆馆长武艳芳告诉记者，近年来，贾湖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累计投入约1.2亿元，完成了保护展示、环境整治、安全防范、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等工程，遗址展示初具形象，将对公众全年免费开放，贾湖遗址公园一期现已完工。博物馆的开放，将为增强全民族文化自信作出贾湖贡献。
与周边地区同时期文化的关系
裴李岗文化与并存的磁山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截至2026年，裴李岗文化的直接来源尚不清楚，后继者是当地的仰韶文化。
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目前一致认为与裴李岗遗址的文化遗存不同，都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但在二者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域相邻，因此在两者之间产生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因素和特征。这种交流和影响，以裴李岗文化对磁山文化的影响较大，磁山文化对裴李岗文化的影响则较小。
河洛与海岱地区的后李文化早、晚两期分别与裴李岗文化中、晚期大体相当。但后李遗址出土数量极少的小口壶、侈口矮圈足罐、侈口粗颈罐、长颈壶显然是受裴李岗文化影响的产物，这些都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期，两者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化交流活动，而且以裴李岗文化对后李文化的影响为主。
兴隆洼文化与裴李岗文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相互之间尤其是在筒形罐和之字纹这方面到底是谁影响了谁抑或是各有其源，目前尚难有结论。但从实际的考古资料分析，兴隆洼文化的筒形罐和之字纹是非常发达的，而且在其后的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和红山文化中均占主导地位，自身发展和地域特点非常明显。据此推测，裴李岗文化中的蓖点纹和筒形罐受兴隆洼影响的可能性极大，但也不排除相互之间存在着同时代的共性，为自身产生的。裴李岗文化与北方地区时代大体相当的兴隆洼文化也有一定的联系。裴李岗文化的筒形罐上大多饰有篦点之字纹，陶器的底部亦常见压印的编织纹，这些特点与兴隆洼文化的筒形罐及同类纹饰非常相似。
与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皂市文化中，也可以看到裴李岗文化的因素。如彭头山文化陶器中的小口双耳壶可能就是受裴李岗文化影响产生的。皂市文化中极少的篦点纹和压印之字形纹也可能与裴李岗文化有关。
总而言之，新石器时代中期，裴李岗文化拥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在与同时期其它文化的关系中，基本上是以裴李岗文化对周围地区文化的影响为主。但毋庸置疑，裴李岗文化也或多或少的吸收了其它文化的一些因素，双方的影响是互相的。
中国文化圈的关系
裴李岗文化特征鲜明、发展程度较高，已经有了完备的农业生产和加工工具，过上了农业定居生活，农业生产性别分工出现，聚落布局已经显现。贾湖遗址遗址出土的骨笛、内装石子的龟甲均很可能为祭祀器具，加之丰富的祭祀坑，反映出浓厚的祭祀文化。贾湖骨笛多为七孔、制作精美，是中国发现最古老的乐器，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出土陶片上附着的沉淀物中含有酒类挥发后产生的酸，残留物的化学成分与现代洪洞醪糟、葡萄酒相同；刻划符号提供了早期文字的线索。裴李岗文化所代表的文明成就是整个东亚文化发展的“高地”，因此这一时期被学术界称为“裴李岗时代”。
裴李岗文化时期周边地区分布着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后李遗址等。磁山文化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小口双耳壶、三足钵、深腹罐等裴李岗文化典型器物，且从早到晚呈现出明显增加的趋势，显示出磁山文化受到裴李岗文化的较大影响。老官台文化中圜底钵、三足钵、圈足钵等器物在裴李岗文化中能够找到原型，前者流行的一些葬俗也与后者基本相同。有理由相信老官台文化是裴李岗文化向西扩张、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而产生的。后李文化分布于海岱地区，与裴李岗文化是相对独立发展的两支考古学文化。在章丘区小荆山、临淄后李等遗址中发现少量小口壶、长颈壶、侈口粗颈罐、乳足钵等器物，与裴李岗文化同类器型相似，应是受到后者的一定影响，表明两文化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李文化继承者的北辛文化中，石铲数量较多，有一定数量的乳钉纹装饰，钵及小口双耳壶、三足钵的形态特征与裴李岗文化颇为相似，鼎的出现亦应是受到后者的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北辛文化是在后李文化基础上，吸收继承了较多的裴李岗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可见裴李岗文化晚期阶段对东方海岱地区的大举迁徙和扩张，已改变当地文化的面貌和发展方向。
另外在澧县彭头山、蚌埠市双墩、泗洪县顺山集等遗址中能见到裴李岗文化因素陶器，反映出裴李岗文化因素已远播至长江中游、淮河中游等地区，与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双墩遗址、顺山集文化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文化交流。
裴李岗文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同期诸考古学文化，尤其在其晚期阶段对周边地区进行了强势扩张和迁徙，使得中原地区与渭河、汉水上游地区、冀南地区、海岱地区第一次产生紧密联系，其文化因素甚至远播至长江中游、淮河中游等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强势扩张，对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产生强烈的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诸文化的发展与演进，从而使得“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开始形成，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学术影响
重启发掘学术意义
裴李岗遗址作为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里有很重要的地位。上世纪70年代之前，学界对新石器时代早期面貌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仰韶、龙山，还有中间的庙底沟遗址二期。1977年裴李岗遗址发现，接着77、78、79年三次发掘，一下子让大家看到了比仰韶更早的遗存。有很多先生的回忆提到，当时考古队把材料拿给苏秉琦等先生看，都觉得意义重大。后来《考古》刊发了安志敏、严文明等先生的文章，把裴李岗遗存定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这是大家认识早期新石器文化的起点，这个学术定位是绕不开的。当然现在发现了更早的遗存，但这丝毫不影响70年代裴李岗发掘的开创性意义。
2018年之后，裴李岗遗址发掘进入第二阶段，这次发掘的最大突破，就是在遗址西部裴李岗文化遗存之下，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填补了遗址旧石器时代研究的空白；同时对裴李岗文化的聚落布局、生业模式、手工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也通过新的考古发现获得了诸多实证材料，让学界对裴李岗文化的认知更为具体和深入，整体研究较上世纪70年代有了质的提升。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新发现和区域文化发展序列的完善
裴李岗新一轮的发掘在遗址西部发现了三个阶段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距今3.6万-2.9万年的简单小石片石器，距今2.9万-2.2万年的细石器遗存，距今2.2万-1.4万年的楔形石核和细石叶。其中第二阶段还发现了非洲鸵鸟蛋壳钻孔饰件制作的全过程遗存。这个发现同嵩山东麓、伊河以东一带的上百处旧石器晚期遗址能衔接上，把这一区域的旧石器晚期文化序列补得更完整了，是对裴李岗遗址研究的重大推进。
同时，这个发现也带来了需要深入探讨的学术问题，刚才介绍中提到裴李岗旧石器遗存的第二阶段（距今2.9万-2.2万年）发现细石叶，而前一个汇报中新庙庄遗址的细石叶是距今2.7万年以后才出现的。裴李岗这个阶段发现的细石叶遗存出现的年代是否能准确定位到2.9万年，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华北南部的裴李岗与华北北缘的新庙庄之间的文化关联，希望未来能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厘清华北地区细石叶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情况。
裴李岗遗址旧石器晚期遗存最晚可到距今1.4万年，裴李岗文化测年是距今8000-7600年左右，中间差了几千年，但在豫中、华北南部，这些缺环其实都有相关发现衔接，新密李家沟遗址下层年代是距今1万年以前的，上层李家沟文化距今9000-10000年，淮河的贾湖遗址一期文化约在距今8000-9000年，再往后就是裴李岗文化。由此可见，嵩山东麓一带从旧石器晚期到裴李岗文化，整体脉络是连贯的。这个序列的完善，为研究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完整的线索，也是本次发掘的重要贡献。
裴李岗文化聚落布局与社会经济结构的新认识
除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外，本次发掘也为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聚落布局和社会结构带来了新的认识。发掘涉及西、南、东三个区域，核心想搞清楚的是聚落布局。一般而言，北方地区从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早期这一阶段的聚落基本都有环壕，但裴李岗的客观情况是遗址破坏非常严重，目前没有发现环壕类设施，半地穴式房子、窖穴、陶窑保存的都不多，墓葬也比较浅，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聚落中居址与墓葬区的分布情况。
但从已发现的墓地分区，能看出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这是本次发掘的又一个重要收获。裴李岗遗址的墓葬分西区、南区两大区域，西区还能再分成东、西两片，这说明当时至少有三个以墓地为标志的小社会群体，共同构成裴李岗聚落的大社会组织。仰韶早期的姜寨遗址有5个房屋组、4片墓地，一片墓地对应一个房屋组，每组20多座房子，人口100-125人，5个氏族组成一个部落。裴李岗的墓葬分区特征和姜寨类似，虽然人骨保存不好，脱氧核糖核酸检测难做，但推测裴李岗聚落大概率也是由不少于3个氏族构成的部落式结构，这个判断应该是站得住的。
更有意思的是，墓葬区西区比南区更“富裕”，墓圹规模更大、随葬品更多，还有绿松石装饰品，这说明同一聚落里，不同氏族的经济实力不一样，已经出现早期的社会分化。虽然这个迹象还谈不上社会阶层意义上的分化，但已经可以说明在裴李岗文化时期，这样的氏族已经是独立的经济组织，能让窥视到当时的社会经济面貌，这是比70年代发掘研究更深入的地方。
裴李岗文化生业模式和手工业发展的新发现
这次发掘中还有不少与裴李岗文化生业模式和手工业发展相关的新发现，刷新了的认知。生业方面，裴李岗不再是贾湖一期那样的单一稻作农业，而是以黍类为主的混作农业，其次是水稻，还有少量粟，另外还有不小比例的采集类遗存。麻类纤维的发现，是这次发掘最具价值的手工业遗存。新石器时代的核心标志是定居、农业、陶器、磨制石器和纺织，中国纺织的起源一直是个谜，以前都以纺轮为标志，这次在裴李岗发现了接近8000年的染色麻纤维遗存，可以实证麻是中国最早使用的植物纤维。发现纤维—把纤维拧成绳索—把纤维织成织物是原始纺织手工业发展的三个阶段。目前，裴李岗先民已经能把麻纤维纺成线，还能染色，骨针孔里有麻纤维，说明至少掌握了制绳技术，甚至大概率已经有织物，只是没有明确的遗存证据。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样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对中国早期纺织业的起源还是一无所知。
总的来说，裴李岗遗址这一轮的发掘和研究，不管是旧石器晚期遗存的发现，还是裴李岗文化聚落、社会、生业、手工业的新认知，都比上世纪70年代有了质的突破，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后续深入研究，但整体的学术贡献是实实在在的。希望在后续的工作中，能继续把细节做扎实，厘清层位、年代、遗存性质，让裴李岗文化的研究更深入、更系统。
多学科研究
在精细化发掘和系统采样基础上，综合运用碳十四、光释光测年及孢粉、地磁和土壤微结构等多学科方法，建立了较为可靠的年代框架，确认裴李岗遗存年代约为距今8000年~7600年，并重建了双洎河流域自更新世晚期以来的环境演化过程。残留物分析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形成以黍族、橡果、块根植物采集及鸵鸟蛋、水生资源利用为特征的广谱生计模式；浮选大植物遗存则显示出裴李岗文化阶段已发展出以黍为主、粟黍稻并存的混作农业体系，呈现低水平食物生产与广谱采集渔猎并行的过渡特征。作为药食同源的紫苏，较高的出土概率显示出遗址对香料利用的独特性。纤维加工和染色证据反映出早期纺织业活动及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同时，首次确认距今约8000年前以喜米为原料、利用红曲霉酿酒的证据，揭示了陶壶的酒器功能及其在丧葬礼仪中的作用，对认识早期农业扩散和社会复杂化具有重要价值。
价值意义
裴李岗遗址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重大变革以及新石器化两个关键时段，是目前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地层堆积最为连续、面积最大的旷野型遗址。
1、旧石器晚期阶段：石器工艺从小石片石器向细石器转变、石磨盘类磨制石器的出现、对水生动物的开发利用、非洲鸵鸟蛋壳饰品加工等一系列新的文化因素涌现，为研究这一阶段技术演化、食物广谱化、定居程度、象征性行为等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中原乃至华北平原旧石器晚期发生的变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裴李岗文化阶段：聚落结构日渐明晰。生活区以房子、灰坑、陶窑为基本组合。部分房址功能特殊，反映了人群的精神信仰与艺术审美。墓葬反映出一定社会分化，社会组织可能包含多个氏族，以家屋为基本生活单位。多学科研究成果有序开展，为研究农业起源与扩散、手工业起源与发展、社会复杂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互动及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个案支撑。
3、遗址细石器工艺：经历了从发生、发展到衰落的全过程。细石核、石磨盘、小型串珠、食物的广谱化趋势、对遗址的长时期占据等显示出从旧石器晚期到裴李岗阶段存在演化关系。晚期晚段遗存已进入旧新过渡期范围，从旧石器晚期至裴李岗阶段连续地层剖面的确立，为继续寻找旧新过渡期遗存提供了地层依据。
分类研究
墓葬研究
在考古发掘的裴李岗文化遗迹中，墓葬有的只有几座，有的几十座，有的数百座。一些墓葬保存得比较完整，内容也比较丰富。
根据现有资料，裴李岗遗址的墓葬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有固定的墓地，并设在地势较高的岗地，与生活区保持适当的间隔；二是墓葬以墓地的中央地区为主；三是墓葬为矩形的竖穴土坑，埋葬的方向都是头朝南以及脚朝北，或略向西边，通常墓穴的长度为1.5米至2.5米，宽度约为2米，每一座墓葬只有一个人，埋葬方式为仰卧，肢体保持竖直。目前，只有一座双人合葬墓穴被发掘出来。大部分墓中都有陪葬物，仅有4个墓葬没有陪葬物。陪葬物最少1件，多则14件。出土的陪葬品主要为陶瓷器具，一般为双耳壶、三足钵、深腹罐等，还有碗、钵、双耳罐、圈足壶、三足壶、盘、豆、鼎等。而生产的石制器具则相对较少，以石镰、石铲和石磨为主，少量的墓穴还出土了石斧、石矛和石磨。现在已知的饰品中，仅有绿松石和骨簪这两种类型。陪葬物品的摆放位置，以头部及足部最为普遍，但也有个别墓葬会将陪葬物品放在死者左侧（有的自上而下一字排开），另一小部分置于左右两侧。摆放方式也有一定规律，三足钵的口部是向下的，而且是两三个叠在一块的。碗、盘、钵口向上，双耳壶和深腹罐则多为立放和倒放。
陪葬器具的组成具有如下特征：一是仅以劳动器具作为陪葬，以石斧、石铲、石镰等农用生产工具为主，少量石矛、石凿、石锤和细石器并存；二是仅以陶制的生活器物作为陪葬品，以饮食器具为主，少量的瓷器混杂；三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共存，但是也有以石斧、石铲、石镰等农用工具与陶瓷器具融合应用，有些以石磨盘、磨刀等石器工具与陶瓷制品组成。
从莪沟墓葬形制、头向、葬式、随葬品类型、器型和所用工具的结合方式来看，其与裴李岗遗址出土的墓葬大体一致。但是，莪沟墓葬遗址有其特色：一、挖掘出9座特殊的墓室，陪葬品全部置于壁龛内；二、在墓葬中没有发现装饰物，而且，在各种器皿的搭配中，没有纯粹依靠劳动工具的方式。新郑市沙窝里地区的墓葬形式和风俗习惯与裴李岗地区的分布情况相吻合。沙窝里遗址所发掘的随葬物与裴李岗地区不同，如较多的石器和少许陶瓷器制品，以及一些砾石和石英制作而成的石器和石片。
长葛石固遗址规模大、历史沿革悠久，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背景。在这些遗址中，具有裴李岗文化为代表的4种不同类型的葬型，第一层为一具单人长方形竖穴墓葬，头部为230度至280度，采用仰卧直肢的方式进行埋葬，出土的主要器物是陶器，所有的陶瓷器具都摆放在头骨的两侧。第二层为碳-14检测，其时间与裴李岗地区最早期的时间一致，这些都是矩形墓穴，59号墓穴在墓主的头侧墙上有一个小小的壁龛，墓葬方式为单人仰卧，头面向217度，出土的陪葬品主要是陶器和石器。第三层墓室也是一个长方形竖穴墓穴，头部朝向为从西南方到西北方246度到350度，都是单人一座墓葬，葬型为仰身直肢葬11个，侧面葬5个，在众多的陪葬品中，陶壶必不可少，陪葬品所处的位置，凡陶壶皆置于墓主头骨附近，其他器皿置于不同方位。第四层墓室，依然是长方形竖穴，个别墓葬设置有壁龛，全部为独葬，方向为237度至311度，28个墓葬中，仰卧22个，侧卧5个，俯卧1个，随葬品的陶壶是必然存在的，陪葬物品的摆放，除了陶壶仍然位于墓葬主人的头部左右，其余器物的位置都是不同的，凡是有壁龛的，器物都放置在壁龛中。
典型器物研究
裴李岗遗址发掘至今，已发掘出了许多陶器、石器、骨器等出土文物，其中陶器、石器是最具代表性的。
裴李岗文化陶器主要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具有从早到晚的演变规律性：从陶器品质来说，泥质陶慢慢减少，夹砂陶逐渐增多；从烧制和加工工艺来说，烧制温度从低到高，外皮脱皮现象越来越低，材质越来越硬，表明烧制技术慢慢提高。但生产制造方式一直是手工制作和泥条盘筑为主，陶器以红陶为主。伴随着烧制与制作技术的发展，开始发展黑陶和灰陶，中后期灰陶占比提升，并产生了少许黑陶器具。从纹饰来说，以素面陶器为主要装饰，纹饰以夹砂陶为载体，品种日益增多。蓖点纹是贯穿裴李岗文化全过程的一种经典纹样图案，其次为刺点纹和画线纹。之后添加绳纹、指甲纹、乳钉纹等，在末期，拥有与红色宽带网纹类似的图案，形成双耳壶、三足钵、深腹罐、钵等几种陶瓷集合体。但随着生产效率的提升，新器具五花八门。除此之外，如鼎、角把罐、三足罐、折肩式双耳壶等也在裴李岗文化中有所发现。四足石磨盘、锯齿石镰、舌形石铲等是该遗址的重要文物，与其他考古文化区域相比，具有明显特色。裴李岗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流传范围，因此这些发掘出来的器物各有特色。
聚落形态研究
随裴李岗文化单体遗存和个别遗址聚落的形态分析可知，裴李岗文化的聚居区规模都比较小，房屋为半地下洞穴，大多是单间房屋，还有几栋半地下多间房屋，随着裴李岗文化的发展，方形房屋数目逐渐增多。通常情况下，圆屋不适合用柱网组合，裴李岗文化的建筑遗址则多以柱网形式扩大面积，所以采用方形结构比较合适。此外，还在贾湖遗址遗址发掘出了一批地上建筑、干栏状的房屋。其中，以竖穴土坑墓葬居多，多是单人仰身直肢葬，而贾湖遗址的埋葬方式较为多样，这与贾湖的社会组织有密切联系。灰坑作为居住区域至关重要的遗址，与当时人们储存粮食、采土、生活废弃物丢弃及聚居地的修建变化有很大的关系，裴李岗文化阶段的灰坑大部分型制较为整齐，尤其是袋状坑，应是当时的窑藏坑，废旧后才会被生活垃圾填埋。
从已知的考古资料看，贾湖、莪沟北岗、石固三处遗址都是同一时代出土的房舍和墓葬，但因挖掘区域不连续，无法确定其分布情况。贾湖遗址虽然也存在着墓葬区与生活区分离的情况，但总体布局上，西区、西北区、西南区、中区均设有居住区和墓葬区。此外，在唐户遗址也有许多房屋遗迹，显然是人为设计的，从房屋遗址的布局和方位来判断，应该是出现了中心房屋遗址，在中心房屋遗址的四周都分布了房屋遗址，贾湖的居住区域并没有和唐户聚落一样的房屋遗址。
裴李岗文化聚集区分布大体一致，但存在地域差别，如环嵩山、驻马店市等区域。环嵩山以嵩山为中心，以裴李岗遗址、唐户遗址、水泉遗址为代表。其地形属山前台地，地势较为平坦，多与山地错落，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狩猎活动。漯河、驻马店市域总体上以漯河市为核心，以贾湖遗址遗迹为代表，地形以低矮平缓的冲积平原为主，地势低洼。以上两个区域的微环境差别很大，聚落的总体布局、房屋的部位、陵墓的遍布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动物研究
在目前考古发掘的动物遗存中有无脊椎动物和有脊柱动物。前一种包括腹足目螺科和瓣鳃目的贝类，后者包括哺乳动物、鱼类、爬行纲和鸟类。裴李岗文化遗迹中发现的动物遗迹最为丰富，其他遗迹所发掘的动物残骸数量普遍较低，有待进一步研究。
通过对裴李岗、莪沟北岗、水泉、中山寨、沙窝李、瓦窑嘴等遗址进行考古发现，环嵩山地区有猪、麋鹿、麂、獐、獾、狗、牛、羊、兔、鼠、鸡等陆生动物及鱼类、蚌类、楔蚌、榧螺、螺蛳等水生动物。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遗址的动物鉴别结果很少出版，而且个别的动物特征也比较模糊，某些个体（如鸡、牛、羊）的鉴别与最近的一些研究结论存在很大差异，应该加以审视。班村遗址所发掘的动物骨骼分别是硬骨鱼纲和哺乳纲，利用最少体数的统计方法，结果显示在所有的动物中，家猪和其他鹿科类的数量分别占据59%和41%，由此推断，在当时，家畜是主要的肉类来源主体。
在2001年的考古发现中，除了鱼种较多之外，发现的动物种类与过去6次考古发现的动物种类大体一致，此外，还发现了一些新的种类，如螺、草鱼、亚洲象和麋鹿等。在发现的动物骨骼数量中，以猪类、狗类为主，梅花鹿、獐、貉等是贾湖遗址人群最常见的食物来源，而大量的鱼骨、龟鳖目骨骼的出土则说明了肉食性水生动物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此，在环嵩山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中，其动物遗存种类较少，以猪、鹿为主，这和该遗迹缺少对动物遗骸的深入研究相关。贾湖区域的动物考古学较为全方位，从出土的动物骨骼数量及占比来说，野生动物尤其是龟、长颈鹿、麋鹿、獐、貉等是贾湖地区人群的主要肉食来源。喂养牲畜仅仅是辅助方式，在获得肉类食物资源的过程当中，处在十分次要位置。饲养狗类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祭祀、陪葬和消遣。驯养猪类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可食用动物，但是它在人体肉食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明确，需要通过古脱氧核糖核酸、稳定同位素、锶同位素分析技术来进行验证。
人骨考古研究
人骨的考古以所挖掘的人类牙齿和骨骼为研究目标。裴李岗文化人类骨骼的考古侧重于人口结构（大小和性别）、健康情况（古病理）、食物结构（食谱）等。
人口的多少和年龄/性别组成。赵世纲运用静态人口模型，对裴李岗地区的总人口进行了估算，得到的数据为1.85万人。综合房址、墓葬等资料，王建华预计裴李岗文化的总人口大约有11万人。乔玉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伊洛地区裴李岗文化的人口进行了初步预测，约131人。王建华根据考古发掘的墓葬资料，将裴李岗的人口分为6个不同的年龄段，分别为儿童、青年、壮年、中年、老年和成年。调查结果显示：幼儿的比重最大，其次是壮年和中年，老年的比重非常低。从男女比例来看，男性所占比重比女性高，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呈现上升的趋势。
古代病理学。陈德珍等对石固出土的人体骨骼进行了研究，发现居民的死亡时间主要集中在青年、壮年和中年，尤其是壮年。从男女、死亡年龄的构成来看，年轻女性的死亡率比男性要高，而在壮年时男女的死亡率相近，在中年时男性死亡率则比女性要高，其主要的成因是年轻女性的生育环境不佳以及中年男性从事的社会劳动更多。张振标和王建文在贾湖发掘的人体骨骼中也发现有类似的现象。
食物结构。胡耀武等对贾湖地区的人体骨骼进行了微量元素、碳、氮的稳定同位素测定。研究表明：贾湖族人在前期以捕鱼、狩猎为主要的获取食物来源手段，而在中、后期以种植喜米、放牧牲畜获取食物来源；水稻耕种仍然是比较初级的经济活动，而采集、打猎、捕鱼等活动也是经济构成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与2001年、2013年出土植物残骸的浮选研究结果相吻合。吴小红等人对贾湖人群和其他动物的骨骼进行了碳和氮稳定同位素测定，结果表明人类、鹿和大部分猪的饮食都是C3；家养猪摄入的蛋白质是由人工饲养引起的。
裴李岗文化人群是古代中原的一类，其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但其人口性别比例总体偏高，因为日常劳作强度比较繁重，而且卫生条件相对较差，造成一部分人群患有口腔疾病、骨骼疾病以及出现骨骼变异的情况，说明其健康情况、饮食结构和营养情况都比较糟糕。当然，上述研究只是根据贾湖和石固人群的骨骼特征的猜测，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在未来还需要深入研究。一是进一步开展人、兽骨骼古脱氧核糖核酸、稳定同位素、锶同位素以及习俗等领域的综合调查；二是增加各典型性遗迹用以检测的人骨样本总数，深入了解不同地区、各个阶段群体菜谱的个体差异及影响因素；三是制订科学的研究目标，在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化的大环境下来开展实例讨论。
发现进展
2026年4月，首次发现旧石器晚期连续堆积裴李岗遗址考古获重大突破，新发现墓葬170余座，其中南部墓区为首次发现；首次确认北方地区最早的以喜米为原料、利用红曲霉酿酒的证据，揭示了陶壶的酒器功能及其在丧葬礼仪中的作用。
据其介绍，经过多年持续考古发掘与系统研究，裴李岗遗址取得一系列新发现，首次发现旧石器晚期连续堆积，建立了三段年代标尺；裴李岗文化阶段聚落结构日渐明晰；建立了较为可靠的年代框架，确认裴李岗遗存年代约为距今8000—7600年；首次确认北方地区最早的以稻米为原料、利用红曲霉酿酒的证据，揭示了陶壶的酒器功能及其在丧葬礼仪中的作用等。
裴李岗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地，遗址所在的嵩山东麓地区地处我国二、三级阶梯过渡带，区域内地貌类型多样，涵盖山地、丘陵与平原，是裴李岗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分布也十分密集，是探索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理想区域。2018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开展持续发掘，秉持“小面积、多布点、关键点位精细化发掘”理念，分西部旧石器区、西部墓葬区、南部墓葬区、东部生活区四大区域系统揭露，重新确认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及分布范围。
现已明确，裴李岗遗址主体包含旧石器晚期以及裴李岗文化两个阶段的遗存。旧石器晚期遗存，集中于遗址的西部及以北区域，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此外，在遗址西侧断崖下还发现了古河道遗存；裴李岗文化遗存，则主要分布于遗址的东部、西部，面积约有6万平方米。
该次考古最重大突破，是首次发现旧石器晚期连续堆积，建立了三段年代标尺。旧石器晚期遗存发掘区位于遗址最西部，耕土层下即是旧石器晚期晚段地层。文化层可分为三大层，总厚度超过8米，遗物产状显示属原地埋藏。
依据地层关系、测年结果及遗物特征，可将遗存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段距今约3.6万—2.9万年，以简单小石片石器工艺为主，石核未见明显预制。中段距今约2.9万—2.2万年，此阶段开始出现预制细石核，石器加工技术发生显著变化，以柱状、锥状细石核最具代表性。晚段距今约2.2万—1.4万年，遗存相对稀疏，不见非洲鸵鸟蛋壳，但堆积连续未见明显中断，以楔形细石核最为典型。
中段遗存堆积最为丰富集中，发现了石器制造场，出土有大量石核及细石叶、石片原地埋藏遗存，以及与用火相关的石制品、炭化骨渣和烧黑的鸵鸟蛋壳。还发现了鸵鸟蛋壳串珠加工场所，相关遗物可复原鸵鸟蛋壳串珠的整个加工流程。该阶段还出现有石磨盘，可被视为磨制石器之滥觞，显示出定居程度有所增强。
在裴李岗文化时期，遗址聚落格局清晰，面积约6万平方米，生活区与墓葬区交错分布，房址、灰坑、陶窑成组分布。
遗址东部发现一处多室式房址，东室火塘保存较好，底部平整，烧土面清晰；西室出土较多陶塑制品，其中的多个人面陶塑为首次发现；房屋周边灰坑分布稀疏，显示该建筑可能具有特殊功能。房子东南侧发现的红烧土柱和木骨泥墙遗存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红烧土房屋证据之一，为研究仰韶时期红烧土建筑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裴李岗文化阶段，发现了典型的楔形细石核，显示出细石叶技术在此阶段虽然大幅衰落，但仍有残余。裴李岗文化阶段的陶质以及绿松石串珠、石磨盘等，也显示出与西部旧石器晚期遗存之间存在一定联系。
该次发掘新发现墓葬170余座，南部墓区为首次揭露。总体葬式葬俗较为一致，竖穴土坑墓，南向，仰身直肢，陶壶多置于头西侧，已形成稳定的葬俗。西部墓葬核心区墓圹普遍较大，部分墓葬随葬品丰富，石磨盘、鼎、绿松石配饰等出土概率远高于南部墓葬区，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随葬品的种类、组合与墓主人生前的劳动分工存在密切关系。晚期随葬品减少，陶壶体量偏小，器形多样，出现尖底陶壶。呈现冥器化趋势。
出土陶塑以动物形象为主，人物陶塑则全部以头面部为主题，采用捏塑、刻划、浮雕等技法制作成型，底部均有半穿孔。部分人面陶塑具有明显面具化特征，其中“介”字形冠人面獠牙像为探索史前神人形象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在精细化发掘和系统采样基础上，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确认裴李岗遗存年代约为距今8000—7600年。“推测，旧石器晚期人群最初生活在河漫滩环境中，在距今1.6万年前，河流发生深切，逐渐形成如今的岗地地貌。旧石器晚期及裴李岗时期的人群，随之做出了适应。”
此外，通过残留物分析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形成以黍族、橡子、块根植物采集及鸵鸟蛋、水生资源利用为特征的广谱生计模式。浮选大植物遗存则显示出裴李岗文化阶段已形成黍粟稻并存的混作农业体系，作为药食同源的紫苏，其较高的出土概率显示出对香料利用的独特性，整体上呈现低水平食物生产与广谱采集渔猎并行的过渡特征。
同时，首次确认北方地区最早的以喜米为原料、利用红曲霉酿酒的证据，揭示了陶壶的酒器功能及其在丧葬礼仪中的作用，对认识早期农业扩散和社会复杂化具有重要价值。纤维加工和染色证据反映出早期纺织业活动及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
裴李岗遗址横跨旧石器晚期变革与新石器化关键阶段，是目前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地层堆积最为连续、面积最大的旷野型遗址。旧石器晚期，石器工艺呈现从细石器发生、发展到衰落的全过程，石磨盘类磨制石器、水生动物开发利用、非洲鸵鸟蛋壳饰品加工等一系列新的文化因素涌现，为研究这一阶段技术演化、食物广谱化、定居程度、象征性行为等提供了新的线索。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布局清晰，特殊房址与人面陶塑体现先民信仰与审美，墓葬揭示社会分化与专业化分工。多学科研究为研究旧新过渡阶段人地关系、农业起源与扩散、手工业起源与发展、社会复杂化等提供了重要案例，将有力支撑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
参考资料 >
中原与周边——中华文明的融合与发展.中原与周边——中华文明的融合与发展.2026-04-24
河南文物之窗 | 走进裴李岗遗址，探寻农耕文明起源.河南省文物局.2026-04-24
十大考古参评项目｜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十大考古参评项目｜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2026-04-22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 贾湖遗址 闪烁九千年文明光芒.河南省文物局.2026-04-24
权威解读 | 张弛：河南新郑市裴李岗石器时代遗址.权威解读 | 张弛：河南新郑市裴李岗石器时代遗址.2026-04-22
【大河网】首次发现旧石器晚期连续堆积 裴李岗遗址考古获重大突破.河南省文物局.2026-04-22